阿金是來台灣已經9年的外籍新娘,每周一天,她撥出零碎的幾個小時,在我家幫忙打掃。說阿金的專職是打掃,其實並不全然,除了打掃之外,她幫老太太煮飯、在小吃店打工,還得到社區裡的傳統雜貨店,幫年邁的老闆整理進貨。
「太太,我要帶小孩出門。」個子不太高,留著半長黑髮的阿金,常常這麼說,她用不太輪轉的中文,夾雜越南腔解釋著,時間太少,孩子愈來愈大,「以後我的孩子,也要跟你們一樣的。」阿金說,她的小孩將來也要能讀書寫字,不要輸給其他孩子。在社區裡,總會看見她的身影,騎著破破舊舊的腳踏車;她剛上小學女兒,坐在鐵架支撐起來的後座,緊緊抱住媽媽的腰。
阿金在我家工作了幾個月,之後就常常請假了,一次說帶小孩出門,一次又說身體不舒服,還有幾次,她疲倦的打電話來,說自己發著高燒,躺在床上怎麼也動不了,「真的不好意思啊,下周我一定去的。」我記得阿金軟弱的聲音這樣說。
阿金的身影開始緩慢的消失在我的視線裡,先是家裡的打掃換了人;去了小吃店,老闆娘也無奈搖頭,說已經好久沒見到她了;雜貨店裡,再也看不到阿金出現在夜間10點鐘,準備收店的身影。
「阿金得了癌症,是肺癌。」有天晚上,我聽見母親這樣說。彷彿阿金未曾出現過似的,社區裡的人也不再提起阿金,家裡換了大陸來的新娘阿秀幫忙打掃以後,阿金便彷彿成為一段透明的時光,清清楚楚存在的,卻再也見不到了。
聽說阿金住進了醫院,來回反覆的出院幾次。「阿金病好像好了,我今天看見她騎踏車買菜呢。」在一個晴朗無風的假日午後,母親這樣告訴我。
後來阿金託人把為了打掃用的家裡鑰匙還了回來,說自己是再也做不動了,我們都知道她偶爾還是打打零工,賺一點錢補貼家用。阿金曾經說過,她的夢想是回到越南買土地。因此只要賺了錢,她就飛回越南,花錢買地,聽說這些買下的地,未來是會漲的,「買地,我才能把錢存下來,給我的孩子。」
我從來不知道阿金的家,到底住在哪裡,直到有次為了拍照,走入附近將拆的老舊眷村裡,在蜿蜒迂迴的鐵皮屋巷子裡,我發現阿金的身影,她手提著塑膠袋,低著頭走進巷子裡。「阿金,好久不見啊!」她抬頭看我,頓時紅了臉。我仔細看看病後的阿金,瘦多了,臉上長出大量的黑色斑點。
阿金說,她正要回家,巷底那就是她家,我望向巷子盡頭,灰暗的鐵皮屋子,有個身型魁梧的男子也看著我,「那是我先生啦」、「我房子很小,就不請你坐啦」、「我回去煮飯了」,阿金急匆匆的說著,轉身向內走,我卻也明白了她尷尬害羞的道理,只能轉身踏著來時的路離開。
我害怕問起阿金的消息,因為那是我不敢面對的生命的無奈,幾次輾轉又聽說阿金出院入院,就沒再有人提起過阿金。一個人對周遭存在的價值,彷彿也跟著體力喪失而緩慢的消失。我也只有在匆匆經過將拆的老眷村旁時,才想起阿金,想進去看她一眼,卻又接連想到她羞紅著臉的表情,而舉步離開。
「阿金周四會辦告別式。」這是我最後一次,聽見阿金的消息。聽說,阿金沒什麼朋友,也沒錢好發訃聞,安安靜靜的走了,在七月底的某天下午,留下丈夫和年幼的女兒。
那些辛苦而不斷逝去的時光,彷彿跟著阿金的離開,一路走著越過了整座城市。阿金離開後的幾天,台北市的天空都出現了大而清楚,橫越整座城市的彩虹。
「我的女兒啊,長大以後也要跟你們一樣。」我總是想起當時充滿活力,微笑工作的阿金說話時候的表情。
台灣有許多外籍新娘,不論是大陸新娘或是外籍新娘都如同阿金一樣默默的把夢想託在下一代的為台灣家庭付出,可是,卻因為極少數外籍新娘的惡行讓不少媒體一竿子打翻一船人的汙名化他們,加上許多台灣人的偏見和歧視讓他們在台灣過得不是很順利;請好好看看他們,這些外籍新娘正在很努力的替台灣養育下一代,我們至少該給他們一個公平的評價。